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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富故事

“渝富”的由来


重庆国资委成立不久,时任副主任廖庆轩去天津考察债务重组工作。当时重庆市、区两级国企负债率很高,偿还困难。仅在工商银行重庆分行的不良贷款就达到157亿元,分布在1160户企业之中。银行拿不到本金和利息,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。

2003年,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位置上调任天津市市长的戴相龙,在天津开创了政府联合商业银行整体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尝试,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 

廖庆轩向市领导汇报了考察所得后,时任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提议,应组建一家资产经营公司,作为整体处置不良债务的操作平台。

“这样一家公司该叫什么名字呢?”时任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在上班的路上接到黄奇帆的电话询问。

“叫长江?”

“怕是大了点。”

“那就叫富渝,比较直白。”

“叫渝富吧。”黄奇帆说。

有了名字,还要找一个带头人。按照要求,渝富应遵循市场逻辑运转,即所谓“政府不干预、财政不补贴、国企要满意、渝富要盈利”。或许是感到这个职位太不容易,国资委预定的董事长人选并没有接受。曾为公司成立做过前期工作的廖庆轩临危受命。

2004年3月18日,廖庆轩走马上任。

按照与工商银行协商后达成的协议,渝富要拿出22亿元真金白银,收购工商银行107亿元的不良资产。连100万元办公经费都是借来的渝富,到哪儿去弄这一笔巨资呢?

在尽职调查中,廖庆轩发现,欠账企业的抵押品大有潜力可挖。比如当时某集团将抵押给银行的一栋楼租了出去,员工还能拿到每个月5000块钱工资。

于是,廖庆轩找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申请贷款。

接到申请的国开行总行派出工作组来到重庆,对渝富拟收购企业债权进行评估,结论是足以覆盖收购价款。6月30日,渝富拿到了第一笔不良资产收购贷款17亿元。其后又拿到第二笔贷款4.7亿元。

为缩短处置流程,拿到债务处置权的渝富采取了打包原则,由其实施内部平衡。资产处置后,渝富将其再卖还给原单位。比如渝中区政府在渝富接收不良资产包的第二天,就回购了所辖企业的不良资产。

有的单位实在没钱,则由渝富借给对方一笔资金,回购资产后,该企业负债率降低,可以向银行正常贷款,再用贷款偿还渝富代支款项,剩余部分用于企业滚动发展,银行也由此解除了大批不良贷款压力,取得了渝富、政府、银行和负债企业的皆大欢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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